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 在复旦，有这么一批金婚伉俪，他们从青丝相伴到白首相知，家庭的命运和复旦发展紧密交织。长达半个世纪的金婚动人故事，一笔一划都在书写眷恋：眷恋身边良人，眷恋复旦栽培，眷恋国家发展。
2018年起，复旦大学赋予金婚纪念时代内涵并品牌化、年度化实施，在每年重阳节前夕举办的敬老节大会上进行展示。今年，全校有近30对夫妇迎来金婚。重阳节，让我们一同走近四对复旦金婚伉俪。
“你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”
陈纪修：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
姜学莹：上海华谊（集团）公司管理部高级工程师
“1972年，陈纪修揣着150块钱找我结婚，那是他的全部身家。”姜学莹回忆当时的苦，笑得却很甜。
陈纪修从复旦毕业后，先在崇明插队，后调到青浦教书。从徐汇到青浦几经颠簸，一趟下来得花上半天，但陈纪修只要回家，总找时间和姜学莹见面。他们在襄阳公园闲逛聊天，聊着聊着，一桩好事成了。
婚礼是在家办的，婚宴上的菜一部分是陈纪修父母一个月来紧着裤腰带省下来的“好东西”，一部分是青浦生产队的农民朋友给陈纪修送的鱼。“当时食物匮乏，幸好有好鱼，否则这婚礼太简陋了。”
大女儿出生时，陈纪修在青浦教书，离家很远；小女儿出生时，陈纪修成了恢复研究生考试后的第一批学生，在复旦住校。女儿们的哺乳期，陈纪修回不了家，姜学莹便挑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。回忆那段日子，陈纪修打心底里感激妻子，姜学莹摆着手笑：“都过去了。”在妻子的支持下，陈纪修顺利完成学业，留在复旦数学系任教。
2003年，姜学莹查出乳腺癌。陈纪修安慰她：“都是吃五谷杂粮的，谁不生病？能挺过去的。”治病是很苦的，姜学莹前后熬了6次化疗，但爱人的陪伴让她尝出一丝甜：“他每天5点起床买黄鳝给我补充蛋白质，6点再赶到复旦去教书，风雨无阻。”在爱和关怀的滋养下，姜学莹跨过了这道坎。“我第二次生命是他给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她红了眼睛。
怀着一腔热爱，陈纪修在复旦工作期间获得过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奖、宝钢教育奖（优秀教师特等奖）等诸多奖项。“复旦培养了我，也成就了我。” 他诚恳地说。
“但这些荣誉背后的付出，只有我知道。”姜学莹把丈夫的拼命看在眼里：为了录课，周末到学校对着空教室讲课；三更半夜，一有想法就起来写作；编写《数学分析》时，将房间堆满了书。“我总说，他一生除了数学就是数学，除了教书就是教书。”
“而你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。”陈纪修握住妻子的手。
这对饱经风雨的夫妇将这50年归结为“平平淡淡才是真”，或许只要执手相伴，生活里更重要的，永远是雨后的霁空。
“她很真诚，看中一个人就不会动摇”
顾青：复旦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干部（副处级）
李开国：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
顾青与李开国相遇在1971年的夏天。7月，窗外的蝉鸣层叠如海浪，向一位南方姑娘与一位北方青年涌来。
“说来也巧，我们的介绍人是一对母女。”“第一次约会就在她们家里。”李开国回忆道，顾青在一旁笑着补充。对话中的“母亲”是顾青所在门诊部的办公室主任，而这位“女儿”则是李开国当时的同事。在李开国眼中，顾青长得好看又为人真诚，第一面就让他心生好感。
当时李开国的单位（中科院）在岳阳路，宿舍在东安路，回家途中经过顾青工作的中山医院，总忍不住要进去看一眼。为了见到在急诊室工作的顾青，李开国常常装病，坐在预检台旁。护士们都很好奇，“急诊来了一位不看病的病人”，这时候顾青就会探出头朝李开国笑笑。回家后李开国会在日记本上记上一笔，日常见面的小仪式才算完成：比如，今天又见到了顾青，亦或是“今天约会去四川饭店吃了咸菜豆腐汤”。
1972年，两人结婚后，李开国去郊区劳动长达一个月，他们只能通过文字传递思念。他至今仍保留着当时两人的往来书信，泛黄的纸张上鲜有甜言蜜语，全部感情都倾注在信末的一句“我想你”。
谈到自己的一双儿女，顾青与李开国有说不完的话，“既严格又宽容”是两人达成共识的育儿方针。“我们常常可以坐下来一起商量讨论，他们虽然很严厉，但不是专断独行的父母。”女儿李颖如此地评价了顾青与李开国。
1991年，李颖毕业留校在上海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工作；1998年，儿子李罡从上海医科大学药学院毕业；2000年，复旦与上医强强联合，李开国转入复旦大学物理学系。就这样，一家四口都成为了“复旦人”，“我们一家是复旦人，是要为复旦做贡献的。”李开国说。
顾青在复旦上医工作了近50年。受到母亲的影响，李颖在毕业后亦选择了留校从事学生工作，至今已获得上海市育才奖等多项殊荣。与复旦的缘分在两代人的手中，绵长地延续着。
“我们是很普通的家庭，几十年说来简单，其实也可以很复杂。”在镜头前，李开国轻轻地说了一句略带北方口音的“我爱你”。
“我今天很幸福，这是他第一次说‘我爱你’。” 顾青声音微微颤抖。
两人互相搀扶着跨过路肩石，走远了。平常得如同这50年，他们携手跨过每一道沟坎。
“和她走到现在，我知道我选对了人”
袁竹书：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、原党总支书记
陈克明：复旦附中高级教师、原副校长兼二附中原校长
几枚印着“复旦大学”的校徽，勾勒出袁竹书、陈克明的生命轨迹，陪伴他们从少年的青葱懵懂走到婚后的柴米油盐。
两人在高中相识，在复旦大学工农预科（1962年更名复旦大学附属中学）是同班同学，但当时“一点恋爱的意思都没有”。两个戴着红领巾的“小萝卜头”戴着白瓷底上印着“复旦大学”四字的校徽，公车售票员常打趣他们“冒充大学生”。
毕业后，两人读了不同的大学，袁竹书考上复旦大学物理二系（原子能系），戴上了“正宗”的复旦大学校徽。毕业后分别在苏北泰州和靖江劳动锻炼的两人，在老同学的提示下开始书信往来，“我们知根知底的，在一起觉得很踏实。”两人最终于1972年初走到了一起，那时，陈克明已经回到上海到中学工作，而袁竹书仍留在靖江。
1978年，研究生招生考试恢复，袁竹书再次考回复旦。他住校读研期间，陈克明担起了家里一切后勤工作，“没有什么怨言，我们那个时候的夫妻都是这样的。”陈克明坦然地说。
研究生毕业后，袁竹书留校成了一名“双肩挑”教师，胸前换成了“教师版”的红底复旦校徽，先后承担了一系列教学、科研和管理工作。2007年初，他主持申请恢复国防紧缺专业“核科学与技术系”并承担了两门新开课程的教学工作。陈克明1989年调到复旦附中工作，先后任副书记、副校长兼二附中校长，退休后又帮忙主持退管会、校友会工作，一直做到了70岁。
“我们家几代人都‘忠勇良善’。”陈克明说。她父亲是位老党员，一生克己奉公，兢兢业业，看到学生们生活上有困难，常自掏腰包接济他们，袁竹书尤为敬佩自己的岳父：“我各方面都以他为榜样给自己树立了标杆。”
疫情期间，袁竹书夫妇居住的小区急需志愿者，街坊邻居各有各的困难，此时袁竹书坐不住了，“我身体还不错，我来参与！”发抗原、搬物资，76岁的袁竹书奔上忙下，毫不含糊，陈克明腿脚不好，就在背后支持袁竹书的工作。看到袁竹书一家在困难时期坚持服务邻里，楼里有位年轻人站了出来，从他们手里接过志愿工作的接力棒。
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，袁竹书、陈克明身体力行，为晚辈们做了表率。他们的大孙女喜欢玩乐器，常常热心参加公益演出，他们看在眼里，颇为欣慰。
50年来，两人携手同行，走过分居两地的寂寞，共担人生的风雨，也迎来了金婚的喜悦。他们深深感到，和睦的家庭、夫妇的相互支撑是双方能够在各自的事业上小有成绩的基本保证。“很感谢我的老伴，和她走到现在，我知道我选对了人。” 袁竹书反反复复说。
“我想与你看更多人生的风景”
顾红英：复旦大学机关退休职工
陈元训：上海保温瓶厂退休职工
顾红英和陈元训的故事，从相遇、相爱到相知、相守，听来就像一首余韵悠长的留声机恋歌，言不及罗曼蒂克，却处处闪着细碎的柔情。
“我和他是同一批到云南化肥厂上岗的，当时他22岁，我21岁。”年少的情意在1968年便悄悄发芽，两人有着相仿的年龄、相同的故乡、相似的家庭，在相邻车间的进进出出中逐渐熟稔了起来。
1982年，在云南的第14年，响应国家号召，作为独子的陈元训带着大女儿回到上海照顾母亲，自此夫妻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分居生活。期间，顾红英在工作的车间里一氧化碳中毒，伤到了脑部神经，造成了不可逆的记忆力下降。然而这些她都瞒了下来，直到1987年返回上海，才将此事告诉丈夫。“我们都是这样，很多事情咬牙坚持下来就好了，不想让对方担心。”顾红英这样解释。
人至中年，因上海保温瓶厂工作岗位调动，陈元训也来到复旦大学工作。夫妻二人一个为师生细致分发各类文件，一个则认真守好出入通道，又和几十年前一样同进同出。
退休以后，陈元训包下了家里“买汰烧”的任务，与顾红英一起四处游玩，并打理夫妻二人的工资收入。尽管手握家中财务大权，陈元训却从未给自己买过一根烟、一瓶酒，而是悄悄攒钱，在千禧年间给顾红英买了一条爱心吊坠的金项链。顾红英满是幸福地回忆当时场景道：“老头子当时跟我说，‘我这一辈子没送过你什么东西，总想给你些什么。’当时工资才400块，这条项链要小两千哩！”
两人携手共进50年，都分外重视对孩子的教育。如今两人的孙辈都在重点学府就读，每每提及孩子们，二老总是笑眯了眼。
“我祝愿你身体健康，我们一起再多看些人生的风景。”顾红英与陈元训注视着对方，笑着说出同样的话。他们一起看过云南的滇池、上海的外滩、新疆的可可托海，一起阅尽祖国繁盛发展。
希望与你看更多人生的风景，就是我无言的爱。
